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論新時代政商關系中的若干領域和關系

來源:中央統戰部網站 時間:2018-11-15         打印本頁 字體:

摘要:政商關系是政府和市場、權力和資本相互關系的綜合反映,涉及方方面面。構建好“親”“清”新型政商關系,要以其內在眾多具體關系的構建作為基礎和支撐,務求細化深化、落地落小、取得實效。理論視閾,處理好理論與實踐、經濟與政治、形式與內容等關系,破解形式重于內容的困惑;權責(結構)視閾,處理好底線與高線、德治與法治、權力(利)與責任、制度與文化等關系,打通執行中難以操作的瓶頸;治理視閾,處理好主體與客體、中介組織與政府部門、監督與評估等關系,厘清政府、市場與企業、社會的邊界;統戰視閾,處理好主力軍與同盟軍、統戰與行政(引導與服務)、組織嵌入與政治吸納等關系,彰顯中國特色新型政商關系的鮮明政治優勢。要堅持黨委的統一領導,建立統戰部門牽頭負責、黨政有關部門協調配合、有關團體參與的踐行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創新工作機制,確保創新工作正確政治方向,體現黨委政府意圖,符合企業家意愿,反映新時代要求。


關鍵詞:政商關系 內在關系 治理體系 試點創新 統一戰線


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的重要論述發表后,各地紛紛出臺“正負面清單”,細化政商交往正當行為,厘定“為”與“不為”界限。目前,“親”“清”理念漸成共識:一個“親”字密切政商關系,另一個“清”字規范政商關系。但無庸諱言,目前還不同程度存在嘴(紙)上易、實際難,底線易、高線難,大企業易、小企業難的現象,一些地方還存在政界熱、商界冷,不同部門由于關注點不同而容易各執一端 的問題。政商關系是政府和市場、權力和資本相互關系的綜合反映,涉及方方面面;新時代我國新型政商關系,不僅涉及政府、企業和社會,也是黨的統一戰線在非公有制經濟領域的具體體現。因此,構建好“親”“清”新型政商關系,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必須以其內在眾多具體關系的構建作為基礎和支撐,務求細化深化、落地落小、取得實效。


一、理論視閾:破解形式重于內容的困惑


政商關系是個古老的話題,構建什么樣的政商關系以及如何構建,是古今中外的為政者都必須作出回答的問題。長期以來,西方發達資本主義國家對這一問題的研究較多;相比這下,我國在這方面一直談的較少甚至諱莫如深。習近平總書記關于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的重要論述發表后,各種研究文章鋪天蓋地,從中國知網查閱,相關研究文章多達1800多篇,其中大部分是2016年以后發表的成果。這些理論成果無疑為我們加深對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理解和謀劃有重要意義,但要把理論成果轉化為現實力量,需要把握和處理好以下幾對具體關系:


1.理論與實踐的關系。也就是知與行的問題,要把握三點。一是在研究導向上既要著眼理論創新價值,更要著力應用創新價值。現在的理論性研究往往從理論到理論多,引經據典多(有些甚至從“論語”和“易經”找依據),分析西方政商關系多,但對當下我國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缺乏相應的實踐總結和案例佐證,亟需從經院研究轉向實證研究,特別是結合各地探索實踐的典型經驗,提出具體的針對性強的工作原則、路徑、關鍵點以及符合實際的長效保障舉措,做到理論性與實證性研究相統一。換個角度看,解決好“親清”政商關系構建的根本性問題,理論研究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樹立參照系,解決好如何做的問題,為今后工作提供有力實踐指導。二是在研究方法上要注重點面結合、訪研結合,善于從碎片案例中總結提煉普遍規律。要采取重點人士訪談法,集中時間重點訪問各層級黨政一把手和非公有制經濟代表人士,廣泛聽取意見建議,摸清政商交往中的顧慮所在、癥結所在。要采取重點地區調研法。重點選擇近年來在構建新型政商關系中具有典型性代表性的地區,力爭從正反兩個層面進行宏觀把握。要采用對比法,如:區域內的調研,既要與發達地區比較,也要與其他發展潛力大的地區比,從而更清晰定位本地的優勢和短板所在、方向和目標所在。三是在成果轉化和運用上,既要追求深刻生動也要務求可行實效。既內涵豐富而又易懂易學易記易做,既體現講政治又能入耳入腦入心入行,關鍵在于怎么踐行和操作。


2.經濟與政治的關系。當前,非公經濟人士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五位一體”建設中都發揮著重要的積極作用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非公有制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健康成長,既是重大經濟問題也是重大政治問題。因此,構建新型政商關系必須處理好經濟與政治的關系。曾經有民營企業家提出“企業家要親近政府、遠離政治”,這顯然與當前構建新型政商關系是不合拍的。新型政商關系新在哪里?最本質的就是堅持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方向。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理論,毫無疑問,是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經濟思想的重要內容。寓政治于經濟之中,以政治引領促經濟發展,這需要各級黨政領導和廣大非公經濟人士在認識上更加深刻,在行動上更加自覺。一方面,對于黨委政府來說,堅持以習近平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思想特別是經濟思想引領民營經濟新發展新飛躍。要著力營造風清氣正的良好環境,營造有利于企業健康發展的社會氛圍。另一方面,對于非公經濟人士來說,要堅定不移地跟黨走,做愛國敬業、守法經營、創業創新、回報社會的典范,在為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中國夢作貢獻中譜寫人生事業的華彩篇章。事實上,現在“講政治”的企業家在不斷增多。如:正泰集團董事長南存輝在2009年國際金融危機時曾提出要“聽中央的,看歐美的,干自己的”;2017年在學習中央關于發揚企業家精神的文件后發出心聲:新時代浙商精神呼喚企業家做“義行天下”的踐行者,不忘初心,富而思進,富而思源,富而思報,心懷感恩,興業報國,將企業的發展與時代命運緊密相連,勇當新時代弄潮兒,譜寫創新發展新篇章 。再如:浙江省工商聯主席、富通集團董事長王建沂表示,要扎實做好非公有制企業黨建工作,繼續探索和實踐“非公有制企業主動接受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領導和監督的制度”和“非公有制企業黨組織監督和督促企業和企業主的制度”的兩個制度保障,自覺做遵守黨的政治紀律、組織紀律、廉潔紀律、群眾紀律、工作紀律、生活紀律的模范,走正道、講真話、建諍言,為推動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和“清廉浙江”建設作出貢獻 。


3.形式與內容的關系。這實際上就是“親”“清”二字的形與神的關系問題,具體涉及目標與途徑、載體和內涵、平臺與抓手等關系。實際上,有關“親”“清”二字的具體要求,習近平總書記說的很清楚明了,分別為黨政領導干部和非公經濟人士列出了“5+5”的正負清單 。所以,不需作過多解讀、把本來很明白的東西解釋得很復雜,關鍵在于怎么踐行,怎么設計切實可行、易于操作的具體載體、平臺、抓手,使政商關系到達“親”“清”的彼岸。一是正負清單要更加明晰可操作。當前一些地方制定的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要么過于繁瑣細碎,要么不接地氣。企業家普遍反映,實際中存在“親”“清”尺度難以把握等問題。我們理解構建親清政商關系,對政府和企業的具體行為要有標準和規范,正面、負面清單內容要更科學合理可行,提供規范化標準。二是增強政務服務透明度和效率。研究制定涉及企業及其經營者重大利益的地方性法規、政府規章及其他規范性文件、政策措施、發展規劃、重要決策,要采取聽證會、論證會、座談會等方式,充分聽取企業家的意見建議。吸收更多企業家參與科技創新政策、規劃、計劃、標準制定和立項評估等工作,向企業開放專利信息資源和科研基地。企業財政扶持專項資金的申報、審批、撥付應當全程公開、決策透明、網上公布、公平公正。提高政務服務效率,全面實施市場準入負面清單制度,保障各類市場主體依法平等進入負面清單以外的行業、領域和業務。以市場主體需求為導向深化“放管服”改革,做好“放管服”改革涉及的規章、規范性文件清理工作。建立健全企業投資項目高效審核機制,大力開展企業投資項目承諾制改革探索,提高行政審批效能。優化面向企業和企業家服務項目的辦事流程,推進窗口單位精準服務。三是出臺的各種政策舉措要讓非公經濟人士有獲得感。如:浙江省著力在深化“最多跑一次”改革、依法保護企業家財產權創新權自主經營權、強化企業家公平競爭權益保障、健全企業家正向激勵導向、健全企業家參與涉企政策制定機制、加強優秀企業家培育等關鍵性問題上精準發力,更好地服務于民營企業、民營企業家發展。這次改革,優化200多個項目清單,真正實現了寓教育引導于溝通聯誼、寓弘揚企業家精神于助力企業發展。四是進一步搭好平臺、健全機制、創新載體,做到對癥下藥、有的放矢、固本榮枝,促進“親”“清”政商關系的構建。浙江的相關做法包括:完善黨政領導干部與非公有制企業聯系制度,每位領導干部聯系1-2家非公企業,定期走訪調研;搭建黨委政府與非公企業、商會組織溝通協商的制度平臺;建立幫扶非公企業發展的聯動機制,定期會商解決有關問題;舉辦四屆“世界浙商大會”,彰顯非公經濟在全省中心工作的重要作用。


二、權責(結構)視閾:打通執行中難以操作的瓶頸


4.底線與高線的關系。構建“親”“清”政商關系的重要一環,是制定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從以往實踐看,這里需要破解三個問題。一是明確重點。事實上,負面清單(底線)一般不可能突破現行法律和黨紀規定,制定的必要性值得懷疑;正面清單(高線)涉及職業操守、社會責任和黨性但缺乏剛性制約,針對性、可操作性和監督評估工作都有待提升。目前,“清”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親”的氛圍還不夠濃厚。因此,當前構建新型政商關系關鍵著力點要放在抓高線建設上。與此同時,由于高線剛性不強,要注重發揮企業家自主、自覺作用,對企業和企業家的正負面清單特別是正面清單,應由企業家集體聯名或同工商聯(商會)組織以倡議形式發布,黨委政府從中起引領作用而不是包辦代替。二是厘清邊界。現在的突出問題的是,實踐中很容易造成“高線”“底線”內容相混淆。“親”“清”新型政商關系要樹立“底線”“高線”,其中“底線”為黨紀底線、法律底線,“高線”為道德高線、責任高線。一些黨政部門和企業把高線、底線的內容相互混淆。如,把馬云提出的“不行賄、不欠薪、不逃稅、不侵權”四條規矩,作為“高線”對待,而這四條規矩屬于法律范疇,是企業必須遵守的法律底線;又如,某企業倡導員工與部門交往要遵循“不遠不近、不親不疏”原則,與習近平總書記倡導的“親”“清”政商關系精神實質明顯不符合。三是消除盲點。當前“不能”“不得”的禁止性規范意見出臺多,而“可以”“應該”的指引性規范意見出臺少,對哪些屬于合規的合作成分、哪些屬于不合規的勾結成分等內容沒有進行清楚說明,政商交往邊界缺乏明晰的法律性、制度性表述,領導干部對政商關系的“度”難以把握,具體工作中放不開手腳。應重視企業家和黨政干部呼聲,對“親”“清”劃分明確具體可操作的正面清單和負面清單,規定什么事必須做,什么事不能做,什么事可以做,為政商交往架設“紅黃綠”燈。


5.法治與德治的關系。促進法治和德治相輔相成,是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應有之義和必由之路。政商關系涉及法律和道德,其中,“親”的達成更多的要靠德治,“清”的形成更多要靠法治。法律是60分的道德要求,但具有強制性;道德是100分的要求,但缺乏剛性。實踐表明,兩者不可偏廢,只有將法治與德治有機結合起來,才能真正奏效長效。前不久,中共中央印發了《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融入法治建設立法修法規劃》,其中特別提到“加強道德領域突出問題專項立法,把一些基本道德要求及時上升為法律規范。使法律法規更好體現國家的價值目標、社會的價值取向、公民的價值準則” 。這為我們在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中處理好法治與德治關系提供了基本遵循和極大啟示。


一方面,要堅持法治為本。市場經濟本質上是法治經濟,構建新型政商關系重在依紀依法依規、完善相關法律規章。黨紀嚴于國法,構建新型政商關系要始終把黨紀國法挺在前面,嚴明政治紀律和政治規矩。要夯實法治建設,規范權力使用,促進市場公平正義,依法保護企業的合法權益以及企業家的財產權、創新權益和自主經營權。要加快形成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法律規范體系。要推動依法行政關鍵要解決部分法律法規之間、法律法規和規章制度之間內容“打架”現象,消除其給依法行政、構建新型政商關系帶來阻礙。要積極完善相關法律法規的銜接配套,幫助民企建立完善風險控制體系和預防腐敗機制。要走進企業開展普法宣講、法律體檢等活動,著力提高企業法治意識。要依法嚴厲打擊黑惡勢力,工商和公檢法體系聯網,有貪腐前科的企業和個人應當列入“黑名單”,以正本清源、形成市場公平競爭環境。公檢法機關與工商聯組織要加強溝通合作,合力依法保障和促進非公經濟健康發展,切實為非公經濟企業發展保駕護航,進一步營造非公經濟發展法治環境。


另一方面,要堅持德治為要。要以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為引領,將“親”“清”要求自覺融入非公經濟人士理想信念教育和核心價值觀、企業家精神和企業文化建設 。如:浙江省抓住紀念改革開放四十周年的契機,樹立一批企業家典型,通過宣傳教育和示范引領來弘揚企業家精神,明確和強化使命與擔當;提煉一套新時代浙商精神,以與時俱進、富有特色的浙江內涵來弘揚企業家精神。總之,要發揮好道德的教化和支撐作用,將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作為培育社會主義核心價值觀的組成部分,推動成為機關、企業及社會各界人士共有的價值取向和行為規范。如:在浙江諸暨,以盾安為代表的民營企業主動將“親”“清”新型政商關系轉化為“親”“清”文化,納入《盾安憲章》,使之成為企業文化和發展牢不可破的內核構成部分。


6.權力(利)與責任的關系。民無商不活,國無商不興。以“親”與“清”定位新型政商關系,不僅讓政商雙方交往厘清分寸、劃出底線,也明確了各自職責。新型政商關系體現平等服務精神和守法誠信價值。健康、融洽的“親”“清”關系需要政府、企業雙方共同發力。對政府來說,要為企業創造一個透明公平的競爭環境,并要把權力關進籠子,需要破解市場經濟體制的不完善、政商交往渠道不暢通、審批“放”而不“簡”、政府對企業的政策不作為等制度性障礙,正確引導自由裁量權;對民營企業來說,要破解現代企業管理制度不夠完善以及企業家特別是新一代企業家遠離政治、不愿與政府打交道的思維偏差,樹立產業報國的情懷,做愛國敬業、守法經營、創業創新、回報社會的典范,在實現民族復興偉業中譜寫人生事業的華彩篇章。通過政府和企業的良性互動,解決不平衡不充分問題、社會流動性下降的問題、可持續發展問題這三大問題。具體來說,政府要在以下方面有所作為:要嚴格依法行政,培養“法商”;政府的權力界限要清晰; 政府要加快轉變職能;政府要增強服務意識;政府績效考核機制要完善。企業要在以下方面有所擔當:要依法經營,培養“法商”,強化社會責任;企業的角色要從依賴型轉變為自主型;企業經營者要主動承擔相應的社會責任。


政府的權力主要體現在監管和服務上,體現在依法維護企業的權利上。主要包括:在企業資格認定方面,對不同市場主體要一視同仁,只要資質條件符合,要給予同等“公民待遇”,而不能依據中資外資、公有民有、規模大小、利稅多寡等標準,在市場準入、財政支持和補貼、貸款融資等方面,設置人為障礙;在企業權益保護方面,各級司法機關和相關部門對涉企債務糾紛、財物失竊、知識產權、工傷賠償、勞資糾紛、勞動爭議、網絡侵權等申訴件要有訴必接、有案必查;在涉企政務服務方面,要按照中央“放管服”改革要求,以“最多跑一次”改革為引擎,減少審批事項和簡化環評、水評、能評、安評等項目評估事項,進一步推進企業投資項目審批以及事中事后監管服務提速增效;在涉企監管執法方面,要細化、規范行政執法條件,明確和規范監管事項、依據、主體、權限、內容、方法、程序和處罰措施,全面實施“雙隨機、一公開”監管,減少自由裁量權,推進綜合監管,加強跨部門跨地區的市場協同監管。有條件的領域積極探索跨部門綜合執法;在政企溝通互信方面,各級領導干部要堅持親商、安商、富商,積極作為、靠前服務,真心實意支持非公有制經濟發展,要積極推動建立各級黨委、政府與民營企業常態化的溝通協商制度,主要負責人要聯系重點企業、商會,每年主持召開企業家座談會聽取意見建議,認真研究解決非公有制經濟發展中的突出問題;在干部容錯免責機制方面,要允許干凈干事的干部試錯,嚴格區分類型,制定容錯免責辦法,對在大膽探索、銳意改革中出現的失誤,只要不屬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當謀利、主觀故意、獨斷專行等情形者,要予以容錯,解除黨政干部在改革創新和支持民營經濟發展中的后顧之憂。


由于政商關系中,政府處于主導地位,因此政府還要在以下方面主動作為:要發揮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企業與政府之間的溝通渠道要良性;探索建立政商交往的長效機制;引入市場競爭機制來彌補政府失靈。在實踐中,浙江省強化服務意識,努力營造親商、安商、富商的良好環境。省委省政府出臺系列政策為企業減負,2016年和2017年分別減負1000億元和1500億元。在以“四張清單一張網”為抓手的行政審批制度改革的基礎上,進一步推進“最多跑一次改革”,倒逼新型政商關系的構建和公心公平公正政務環境的營造,打造“審批事項最少、辦事效率最高、政務環境最優、群眾和企業獲得感最強”省份。寧波、臺州等地還推出 “媽媽式”服務,體現了黨委政府對民營企業的強烈責任。“媽媽式”服務的內核是“五心”服務——情感上暖心,就是以心換心、以情動情,視企業家如同家人,視企業事如同家事;行動上貼心,就是對企業發展全程關注,主動服務、跟蹤服務、細致服務;措施上用心,就是不做表面文章,出臺一系列企業急需、務實管用、精準到位的政策措施;機制上順心,就是全面優化涉企審批流程、服務機制,為企業提供高效便利的一條龍服務;關系上無私心,就是坦蕩真誠同企業接觸交往,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 。


實踐表明,權責分明有利于促進政商關系既“親”又“清”。在這方面,民營企業家有切身感受,他們說:通過全面從嚴治黨,政府部門主動服務、解決問題的多了,推諉扯皮、制造麻煩的少了。企業與政府的關系不僅更“親”了,而且更“清”了。正風反腐發揮了實實在在的作用,企業家與政府官員的關系也簡單、清白多了。這才是正常、和諧的政商關系——我搞好經營發展,你做好監管服務,彼此親密合作又清淡如水 。


7.制度與文化的關系。制度帶有根本性、長效性,而文化帶有融合性和導向性。制度管人,文化管心,以制度保障文化形成,以文化引導制度定型,可以促進“親”“清”二字在政商雙方內化于心、外化于形、固化于制,在目標上堅持有序有效,在機制上堅持規范長效,從而營造有利于構建“親”“清”政商關系的生態環境。


一方面,要堅持制度為基。健全的制度是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有力保障。重在促進地區層面“單體性制度創新”與宏觀層面“整體性制度創新”相銜接。當前,要將權力關進制度的籠子,將好的政商交往行為和服務舉措固化于制,更要用整體化、系統化的戰略思維去謀劃新型政商關系的制度設計,消除實踐層面的“中梗阻”障礙。對改革中出現的新問題,需要通過深化改革和完善制度來解決。著重建立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三項機制,即建立各級黨委政府主要負責人與民營企業家定期溝通、民營企業家列席各級黨委經濟工作會議制度,邀請優秀在外商會會長列席各級人大、政協會議和黨代會制度,充分聽取企業家意見建議制度。此外,浙江省正在建立保護企業家合法權益“八項機制”,構筑創新發展的金融生態,形成正向激勵的社會導向 。


另一方面,要堅持文化為魂。要致力“親清”文化建設,積極探索以“親清”文化引領新型政商關系構建的新路子。“親清園”是浙江省余姚市以“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為主題,以民營企業主和管理層為主要宣傳教育對象的廉政文化基地。“親清園”中除了展示王陽明家訓之外,還特別收集展示了十余位當地知名企業家提煉的廠規家訓。自建成以來,“親清園”已接待各界人士50余批3000余人次,成為展現“親清”文化建設的重要窗口,受到了企業家的廣泛好評。同時,設立“親清”講堂,定期邀請知名專家、學者走上“親清”講堂為企業家講課,已舉辦了廉政文化、“中國制造2025”、互聯網經濟、人才經濟、財產保護、政商時事等授課活動,為廣大企業家提供最新的前沿資訊、生產經營的新思路新策略,讓企業家感受到“親清”講堂之“親”的溫度和“清”的力度,收到了良好的成效。


三、治理視閾:厘清政府、市場與企業、社會的邊界


8.主體與客體的關系。“一個巴掌拍不響”,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只靠“政”或者只靠“商”單方面是難以構建的, “政”“商”兩方面因素的共同努力及良好互動才能夠更快更好地建立親清新型政商關系。那么,政商雙方,誰是主體誰是客體?這從理論上似乎較難廓清,因此浙江省湖州市的做法是黨政領導與民營企業家舉行“圓桌會議”,以政企同心促“清”上加“親”。但是,政商關系涉及政府、市場與企業、社會眾多關系,由于所處地位、所承擔的責任和發揮作用的方式不同,實際上還是有主客體之分的。


一方面,政府要強化主體意識,在“親”“清”方面積極主動、有所作為。習近平明確指出,構建“親”“清”政商關系,“需要政商兩方面共同努力,其中‘政’是主要方面,應該主動作為” 。政府是建立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發動機,政府的引導、指導和積極動作才能成為建立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持久動力。在構建過程中,更多掌控公共資源的政方(包括掌控電、水、氣、金融等重要資源的國企)要著力營造良好的營商環境,因此更處于積極主動的主體地位。當前“不能”“不得”的禁止性規范意見出臺多,而“可以”“應該”的指引性規范意見出臺少,領導干部對政商關系的“度”難以把握,具體工作中放不開手腳。一些企業反映部分政策隨著地方主官的調整而難以延續下去,“新官不理舊政”給企業發展布局帶來不利。構建“親”“清”政商關系,對政府部門的監管服務行為和領導干部的引導溝通能力提出較高要求。習近平總書記強調,非公經濟健康發展和非公經濟人士健康成長,不僅是重大經濟問題,也是重大政治問題。領導干部要從講政治講黨性的高度,增強政治責任感,切實擔當起構建新型政商關系的主體責任,務求親而有度、清而有為。


另一方面,對于企業家而言強淡化客體意識,化被動為主動。非公企業和非公經濟人士是建立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接收器和最大受益者,從這個意義上講是客體;同時又是親清關系的參與者、維護者,非公經濟人士積極參與構建和踐行新型政商關系,遵守商業秩序和規則,是建立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必要條件,從這個意義上講又是主體。在親清政商關系基本形成到完善、定型及維護發展階段,商方的守法經營、產品供給、目標追求、社會責任、企業文化、企業家精神使其更處于相對主體地位。廣大非公經濟人士都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的建設者,在經濟、政治、文化、社會和生態文明五位一體建設中都負有重要責任,不能被動等待政府“親”和“清”,必須淡化客體意識,強化主體意識,積極主動參與構建新型政商關系,力求親不逾矩、清不遠疏。堅持主體為重,重在發揮企業家作用、發揮商會組織作用。事實上,凡是由優秀企業家領軍的企業,不僅企業發展的好,在新型政商關系方面也同樣走在前列。如,浙江海亮集團較早建立民營企業紀檢監察機構,防控廉潔風險;浙江盾安集團在高層管理人員中開展“誠信檔案管理制度”“民主生活會制度”,培養高管自覺接受監督的意識。此外,當前商會在行業自律、規則制訂、行為示范等方面的作用越來越突出,已成為推動新型政商關系建設的重要力量之一。


總之,構建新型政商關系需要政商雙方共同不懈的努力。對此,浙江省工商聯主席、富通集團董事長王建沂的愿景是:進一步優化營商環境,弘揚優秀企業家精神,讓政企溝通更順暢一些,讓法治意識更強烈一些,讓契約精神更多一些,讓“干事、擔當、奮斗”的氛圍更濃厚一些 。政府和非公經濟人士之間積極溝通和互動,政府及時了解情況,非公經濟人士及時反饋問題和效果并與政府良好互動,這樣才能真正讓政商關系轉型。


9.中介組織與政府部門關系。加快政府職能轉移,充分發揮社會組織在社會管理中的作用,可以彌補政府社會服務的不足,在一些政府無法管和管不好的領域發揮了獨特作用,也可以提高行政效率,降低行政成本。這是推進國家治理體系和治理能力現代化的需要,有利于政府轉變職能、形成“小政府大社會大服務”的治理格局,有利激發市場活力,提升各種市場主體創業創新能力,符合世界潮流。當前中介組織發展存在的問題為:營利性市場中介機構發展中存在與政府部門千絲萬縷聯系問題,行業協會發展存在的主要問題是行政化傾向較明顯、職能不健全、自我發展能力弱。特別是一些中介機構和市場化運營公司名義上頂著市場化運作的幌子,但都與相關部門保持著千絲萬縷的聯系,背后都有相關政府部門“站臺”或公權力的影子存在,存在變相強制入會、壟斷經營、收費高、服務差等現象,在一定程度上制約著“親”“清”政商關系的形成。


一方面,要推進中介組織改革與發展。正確處理政府與中介機構的關系,建立獨立、完備的中介組織體系;建立科學的內部運行機制,優化提高中介組織的治理結構和治理水平;理順政府管理部門之間的關系,建立科學合理的中介組織管理體制。發揮商會作用,引導行業協會、商會制定行業自律規范,促進民營企業誠信經營,通過行業協會、商會及時傳達、宣傳、解讀各項政策,借助商會及時了解掌握企業發展現狀,研究制定精準扶持政策。


另一方面,要進一步規范中介機構服務行為。既要推進政府部門與中介機構在隸屬關系上的脫鉤,更要加速中介機構對企業服務關系上的掛鉤。要全面加強對中介機構的監管,加大“紅頂中介”的治理力度。要加強監督檢查,對與中介機構“明脫暗不脫”、為其“壟斷服務”提供條件的相關責任人,要依紀依規依法嚴肅處理。浙江省各地前幾年探索由工商聯商會接納從政府部門脫鉤后的行業協會,承接部分政府職能轉移,取得了較好的成效 ,從而真正成為暢通政企溝通的重要渠道。其中,寧海縣商會服務中心承接了宣傳培訓、風險評估、預防整治、協調處置、善后服務、人民調解等工作,已成為該縣溝通政商關系的“親清家園”。


10.監督與評估的關系。在現行體制下,沒有評價體系,就無法進行考核和評估;沒有考核評估也就沒有監督壓力,就難以推進新型政商關系的落地。當前要對標國際營商環境指數評估辦法,建立科學的評價體系和嚴謹的評估程序。可以參照“中國城市政商關系排行榜(2017)”從“親”“清”兩個維度,設計一二三級指標。如:在“親”的方面,重點關注三個一級指標,分別是政府對企業的關心(10%)、政府為企業提供的各類服務(40%),政府降低企業稅費負擔(10%)。有了評價指標,就可以對該區域的營商環境和政商關系作出基本評估并提出改進意見。在此基礎上,要加強三方面工作:


一是進一步加強督查和評價力度。建立健全政商交往多層監督體系,讓政商交往在陽光下進行,對存在問題堅決整改,對嚴重問題堅決查處。特別是加強對各地推行“簡政減稅減費”政策的監督力度,發揮互聯網+的技術優勢,提升行政透明度和效率。


二是引進第三方機構參與政策后評估。發揮中立性的第三方評估機構參與評估并適時對外公布政商關系健康指數,有利于政務公開公平公正,有利于根據評估結果及時進行調整優化。以聚集企業投資項目審批“最多跑一次”改革為例,浙江省政府授權省工商聯作為第三方評估單位,客觀公正評價各地“最多跑一次”改革成效。


三是建立完善領導干部容錯免責機制。要允許干凈干事的干部試錯,嚴格區分類型,制定容錯免責辦法。對在大膽探索、銳意改革中出現的失誤,只要不屬于有令不行、有禁不止、不當謀利、主觀故意、獨斷專行等情形者,要予以容錯,以解除黨政干部在改革創新和支持民營經濟發展中的后顧之憂。


四、統戰視閾:彰顯中國特色新型政商關系的鮮明政治優勢


“親”“清”政商關系的提出,為統一戰線正確處理一致性與多樣性關系,在堅守政治底線基礎上尋求最大公約數、畫出最大同心圓,提供了鮮活生動典型范例。這有利于通過統一戰線把更多的非公有制經濟人士團結在黨的周圍,增強對黨和政府的信任,進一步鞏固黨的執政基礎,擴大黨的群眾基礎。政商關系主要是政府與企業之間的關系,但共產黨是執政黨,企業與政府的關系必然涉及企業家與黨的關系。新時代新型政商關系的本質,一方面體現在黨政領導干部與非公有制經濟人士之間的關系,不是利益基礎上的互惠互利的合作關系,而是法治框架內的服務與被服務的關系;另一方面體現在它是黨領導的統一戰線同心圓內的摯友、諍友關系。可以說政商關系中的統一戰線是我國新型政商關系的鮮明特色和政治優勢,彰顯了中國智慧和中國方案。


11.主力軍與同盟軍的關系。非公經濟人士在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中具有重要地位和作用,他們是舉足輕重的經濟建設者,積極參與的政治建設者,責任重大的社會建設者,優勢明顯的文化建設者,責無旁貸的生態文明建設者。毫無疑問,非公有制經濟人士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建設的主力軍;但與此同時,作為資本所有者的屬性,他們又是我們黨的一支重要同盟軍 。這種雙重屬性決定了政商關系既要“親”又要“清”——在政策上要促進健康發展;在法律上既要加強保護又要規范管理;在政治上,要把對非公經濟人士的思想政治引領工作的目標落腳到增進市場認同、法律認同、國家認同和社會認同上來;在代表人士隊伍建設上,要完善和強化綜合評價體系,通過綜合評價努力把非公經濟代表人士培養成為非公經濟人士中探路子的人、作表率的人、舉旗幟的人。


非公經濟人士的雙重屬性和少數人中存在的不穩定性提醒我們:各級黨政領導和統戰部門一方面要積極與非公經濟人士交朋友,另一方面在聯誼交友過程中必須講究分寸,要為事業交友而不是為一己交友。作為黨的領導干部,要加強政治修養,堅定理想信念,不斷提高自身防腐拒變的的免疫力,要時刻以人民的利益為重,在原則問題上能守住底線,不為金錢所動;非公經濟人士作為一名商人,追求利益最大化無可厚非,但必須以守法經營為原則,切不可以腐蝕政府官員達到不正當的商業目的。官和商之間應該是法治框架內的服務與被服務關系,而不應是利益格局中的互惠合作關系。


12.統戰與行政(引導與服務)的關系。統一戰線既是黨的執政資源也是黨的領導方式,我國新型政商關系更是集管理服務與政治引領于一體,是新時代統一戰線的重要內涵。傳統的統一戰線強調去行政化,但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面對的卻是必須處理好行政工作與統戰工作的關系。


一方面,要寓思想引領于服務管理之中。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中,“清”的理念已深入人心,但“親”的氛圍還不夠濃厚。主要是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缺乏有效載體和平臺,各級黨政干部仍然心存顧慮。應制定政策法規對政商交往作出明確規定,完善黨政領導干部與非公有制企業聯系制度,每位領導干部聯系1-2家非公企業,定期走訪調研;搭建黨委政府與非公企業、商會組織溝通協商的制度平臺;建立幫扶非公企業發展的聯動機制,定期會商解決有關問題。


另一方面,要為“親”“清”政商關系的構建提供政治和組織保證。要加強對非公經濟人士的政治引領,把理想信念教育活動的目標、任務、舉措壓實,切實加強對非公經濟代表人士的培育,制定實施企業家隊伍建設行動綱要,遵循企業家成長規律,將培養企業家隊伍與實施國家重大戰略同步推進,聚焦傳統產業改造提升和高新技術產業培育發展,在實踐中培養一批具有全球戰略眼光、市場開拓精神、管理創新能力和社會責任感的優秀企業家。要加強新生代企業家教育引領工作,未來經濟全球化、信息化趨勢日益明顯,中國經濟要走出去開拓國際市場,需要依靠一批有國際視野、市場觀念和開放意識的新生代企業家。要建立新生代企業家人才庫,建立新生代企業家導師制,建立省市縣三級新生代企業家培訓機制,從人才選拔、政企交流、導師制設立、教育培訓等方面制定培養規劃,為新生代企業家成長成才打造平臺、提供資源。


13.組織嵌入與政治吸納的關系。這實際上是非公經濟領域的黨建與統戰的關系:從企業層面講,黨建是統戰的基礎,統戰是黨建的延伸;從企業家層面講,組織嵌入是促進企業科學發展和諧發展的重要組織保證,政治吸納是自身政治參與的訴求實現。非公企業和商會中的黨建是我國非公有制經濟領域的一個鮮明特色,而政治吸納與中國舊式“紅頂商人”和西式政商“旋轉門”有著本質區別。兩者互為作用、相得益彰,是構建“親”“清”新型政商關系的重要政治組織保證。


一是進一步加強民營企業、商會、行業協會黨建工作。大力倡導“黨建強、企業強、發展強”的工作導向,充分發揮黨組織在構建新型政商關系中的作用,增強民營企業的凝聚力和戰斗力。要加強商會和非公企業黨建工作,把黨建工作與企業發展、商會建設緊密結合起來,與弘揚企業家精神緊密結合起來,與職工思想政治工作緊密結合起來,如:浙江在富通集團、傳化集團實現了黨建強、企業強、發展強,富通集團黨委還被中組部評為全國先進基層黨組織。金華市積極探索異地商會建立黨組織試點工作,陜西省金華商會黨工委由金華市委組織部和西安市委組織部“聯建共管”的模式,得到中組部高度評價。


二是在非公企業中建立“雙向清單”導航。可以在當地紀委的指導下,依托企業黨組織建立“雙向清單”,即:既防勾肩搭背又防背靠著背,以“清廉企業”建設引領風尚。如:浙江諸暨市的富潤集團、萬安集團、海亮集團等一批企業,以“黨建+”引領清廉發展,以“紀檢+”共建清廉體系,以“制度+”保障清廉運行,帶動更多企業守法辦實業、光明正大搞經營 。


三是重視對非公經濟人士的政治吸納和政治引領。要把綜合評價作為各類政治安排、社會安排和榮譽安排的前置程序。要在政治吸納過程中加強政治引領,教育引導他們增強道德倫理(通過自律和他律進行參政道德建設)、社會責任(努力回報社會)、法治意識(守法經營,運用法律武器維護自身合法權益)、政治責任(積極參政議政,講真話、建諍言)和商業精神(具備企業家精神和現代商業契約意識),做新時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事業合格建設者。


綜上所述,構建新型政商關系是一個復雜的系統工程,牽涉方方面面,不可能是一個部門單槍匹馬、一蹴而就的。要加強領導、明確職責,精心組織、扎實推進,強化宣傳、擴大影響。要堅持黨委的統一領導,建立統戰部門牽頭負責、黨政有關部門協調配合、有關團體參與的踐行親清新型政商關系創新試點工作機制,確保創新試點工作正確政治方向,體現黨委政府意圖,符合企業家意愿,反映新時代要求。


(來源:《江蘇省社會主義學院學報》,作者:楊衛敏,浙江省委統戰部副巡視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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